年初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“走进西藏”丛书。作家阿来等人分别顺滇藏线、川藏线、中尼线等7条路线考察了西藏，而后写成《大地的阶梯》等8种书。我因曾路经西藏去尼泊尔，所以特意买了一册曾哲写的《徒步·加德满都到拉萨》。我的旅途是匆匆而过，浮光掠影，读了曾哲的书真是明白了徒步和乘车、坐飞机的感受之距离。云南人民社策划这种“走”出来的书，很让人羡慕。
近日，又从《新闻出版报》上看到江苏美术社的同志在我国西部跋涉十余载，足迹遍布甘肃、内蒙古、青海、新疆、西藏等省区，开发出《敦煌石窟艺术》、《老房子》、《中国砖铭》等精品，更感钦佩。
相比之下，我觉得自己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这么多年，却一直缺少这种“走”的精神。我们习惯于定下一个选题后就去高等学府、研究院所找学者专家来写作，甚至习惯于有作者送书稿上门。我们所缺的正是江苏美术、云南人民出版社那种吃苦敬业、求新求实的精神风貌。
出版界现在尤其需要这种“跋涉”精神。跋涉才能贴近人民群众，贴近渴求真知的读者；跋涉才能消除浮躁，才能发现被埋没着的真理之光和智慧之花。跋涉就是去调查研究，去挖掘和开拓。这需要时间、精力和耐得住寂寞，需要放弃眼前的利益，但回报却是成正比的。江苏美术出版社历时7年之久的大型出版工程《敦煌石窟艺术》荣获了国家图书奖，打破了西方学界认为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外国”的流言。
我读著名编辑家赵家璧先生的《编辑忆旧》（三联版）时，他一生忠诚于出版事业的精神和作为使我颇受激励。30年代初，用赵老的话说，他“似初生牛犊”，但那时他已认定“不考虑到时代的和群众的呼声，不面向社会去找在读者中有权威的作家，编辑工作势必面临失败之途”。于是，他“大胆地冲向社会，向具有影响的作家组稿”。他编的《良友文学丛书》，硬是请到鲁迅先生打头，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郁达夫、郑振铎、叶圣陶、沈从文、徐志摩、丁玲都先后来加盟。作为一个编辑，路走多了，心尽到了，他以自己的辛勤换来了巨大的成功。他是一个编辑，但鲁迅先生曾写给他近50封书信，他得到一个伟人的信赖和尊重。
我们现在的条件和环境比赵家璧先生当初要优越得多，但我们的精神不一定有他那样充实。我们往往把困难看得很重，克服困难的勇气却不足。我们对利益的追求有时超过了对事业的追求。出版物中佳品尚缺，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努力没有到位、到家。出版事业的确是充满艰难跋涉的事业，是需要我们投身广阔实践的事业。50年立国大业，20年改革大业，21世纪即将到来的伟业，蕴含着无数珍贵、厚重、开天辟地、启迪今人和后人的出版资源，但它绝对不属于梦想天上掉馅饼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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